我读丨一个近代西洋人对东洋日本的考察

《一个英国人眼中的明治维新》，[英]亨利·戴尔著，唐双捷译，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5月版

一、 为何“近代日本”至今仍是一个没有冷却的话题？

青年学者唐双捷积近两年的功夫，翻译了亨利·戴尔（Henry Dyer，1848-1918）的《一个英国人眼中的明治维新》（Dai Nippon: The Britain of the East），今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英文版和日文版我都还未曾寓目。同一系列的，2017年文汇出版社推出了英国人萨道义（E.M.Satow）写的《明治维新亲历记》（A Diplomat in Japan，直译是《一个（英国）外交官在日本》），以前买过日文版，上下两册，仔细读过。稍后的201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了三谷太一郎的新著《日本的“近代”是什么——问题史的考察》的中译本。

人们对于日本近代的兴趣，使我想起了十年前，香港中和出版公司的陈翠玲总编屡次嘱我帮他们编一套“日本人如何看近代日本”的丛书，我尝试了几次，终因体例、版权诸问题而未能成功。2015年初，我在东京的东洋大学短期讲课，在书店里看到了岩波书店新近出版的十卷本的“日本近现代史”系列丛书，文库本，甫一推出，就重印了好几次。便写了一个内容简介，向“中和”推荐了这套丛书。不久版权顺利谈成，我联系了几位译者，自己也参与，并担任整套书的审校，两年内，中译本就顺利出齐了。

日本的近代，差不多都过去了一百多年了，论述日本近代的书籍，也可谓汗牛充栋。那么，为何这一话题，至今仍然会引起人们深切的关注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三点。一是它的内蕴是那么的斑驳复杂，它衍生的结果又是那么的歧异多变，以至于很难对其进行一目了然的、穿透式的审察，导引出一个简单明了的结论，因而出现了各个领域内如此之多的微观的、具象的个案研究、实证研究以及视野阔大的宏观研究；二是，近代的日本与现代乃至当今的日本，一直存在着脉络紧密、错节盘根的内在关联，要透视洞察今天的日本社会，往往会把视线追溯到它的近代甚至更早；三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在论述本国的近代史，尤其是讨论在西洋文明的剧烈冲击下引起的社会裂变和转型时，同时期东邻的日本是一个巨大的参照系和关联体，在与近代日本比较时，中国在国家和民族层面上的体质上的优劣，才会更清晰地凸显出来，它在今天，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因此，有关日本近代的话题，今天依然没有终结。它的现实意义，也一直延续着。从这一角度来看，《一个英国人眼中的明治维新》，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十分有价值的研究和思考的素材。

二、 近代西洋与东洋日本的因缘

西洋人对于日本的记述，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七百多年前的马可波罗。“日本国（Zipangu）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浬。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如何用。”（《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60页）不过，马可波罗本人未曾东渡日本，对日本的记述，应该是来自在蒙元中国时的听闻，未必确切。

第一个登上日本列岛的（不包含“铁炮传来”的那次偶然事件），应该是1549年在萨摩（今鹿儿岛）上岸的耶稣会传教士沙勿律（F.Xavier1505-1552），除了极少数的信函外，他好像没有留下什么有关日本的文字，之后的传教士似乎也没有撰写过有关日本的专门著作。17世纪初开始，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逐渐遭到排遣的时候，荷兰被特别允准在日本开设从事贸易的商馆（初在平户，后移至长崎），商馆长要定期去江户拜见幕府将军，漫长的旅程中，对日本应该会有比较深切的体验，其中的一位外科医生出身的商馆长提钦（I.Titsingh 1745-1812），对日本的兴趣颇为浓厚，死后出过一本《日本风俗图志》（1822），在欧洲有一定的影响。后来有一位馆长道富（H.Doeff 1772-1835），对编纂词典情有独钟，费了很大的精力编过一本《和兰字汇》，这里的“和”，指的是日本，差不多也就是“日兰词典”的意思，后来又被日本人改编成内容更充实的《波留麻和解》，是日本最早的一本西文词典。后来曾经闹出很大动静的“西博尔德事件”的主角西博尔德（P.F.Siebold 1796-1866），应该是荷兰商馆的职员中研究日本最有成就的一个人，撰写了《日本》《日本植物志》《日本动物志》。他是医生出身，对于动物植物等自然界的物象兴趣更大。这些著述，都曾在西方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个时候，日本的伊万里烧（实际是有田烧）的瓷器，经荷兰商人之手，大量出口到欧洲，博得了上层社会的喜爱，在西洋人的心中，日本是一个有些神秘的充满魅力的国家。

趁着西风东渐的势头，19世纪中叶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试图在日本登陆，尽管幕府的锁国方针还没有改弦更张。1853年7月和翌年1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M.C.Perry 1794-1858）海军准将两次率领舰队来到江户湾（今东京湾）的横须贺，希望日本开放几个港口供美国捕鲸船和商船作短暂休憩和食物补充，第二次成功了，于是有了日本第一个对外条约《日美和亲条约》的签署。佩里本人在之后撰写了三卷本的《一支美国舰队在中国海与日本的巡游记》（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很多年后，出版了完备的日译本，书名改得有些夸张，曰《日本远征记》。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支俄国的舰队也抵达了日本，不过他们只停泊在距江户很遥远的长崎。这支舰队，1852年10月底进入英国的朴茨茅斯港修整修缮，又购买了一艘英国造的军舰，一共四艘，以战舰“巴拉达号”为旗舰，绕过非洲好望角，经新加坡、中国香港，于1853年8月10日，抵达长崎，恰好一个月之前，美国舰队到过横须贺。俄国人要求日本开放大阪和长崎作为通商口岸，日本人以向江户的将军报告为由，拖了三个月迟迟不予回复。舰队不得已去了上海，一个多月后再度回到长崎，仍未如愿以偿。“巴拉达号”战舰上，有一个舰长的秘书，曰冈察洛夫，就是后来写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的作家冈察洛夫（1812-1891），他厌倦了在财政部17年的小官吏生活，经人推荐，到这支远航的舰队上来做舰长普提雅廷的秘书，四年后，他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战舰巴拉达号》的旅行记，日本人后来把其中有关东亚的部分摘出来出了日文本，书名曰《日本渡航记》，但实际上他所体验到的日本，只是长崎一地而已，因为其时日本的锁国令，还没有解除。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被日本人看得比较高，被列入佐伯彰一等编的《外国人撰写的日本论名著》（『外国人による日本の名著』，1987年）内，非常传神地写出了俄国人在日本本土的第一次体验（俄国人很早就进入了北海道北部，时称“虾夷”，那时尚未真正归属日本），写得很好看，也很有见地，不愧为一个大作家。

英国人进入日本，其实很早，有一个名曰约翰·萨里斯的人曾写过一本《1613年萨里斯船长航行日本记》（The Voyage of Captain John Saris to Japan，1613），但不久日本就实行锁国政策，两百多年中，英国人的身影似乎就未能在日本出现。1858年幕府被迫与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俄国五国签署了通商条约，开放伊豆半岛最南端的下田、箱馆（现名函馆，这两地1854年以后已经是美国商船的食物补给港）、长崎、新潟、兵库（后来一般称神户）五地为开放港口，翌年又加上了横滨。于是，英国势力的触角，就从中国延展到了日本。1859年6月，首任英国驻日本总领事阿礼国（Sir R.Alcock 1809-1897）抵日，翌年升任公使。阿礼国，中国人比较熟悉，《南京条约》后出任厦门领事馆一等秘书，后任福州领事，1846年10月出任第二任上海领事，他是早期上海英租界的主要经营者，在上海待了十余年，他在海外的拓展业绩受到了英政府的赏识，因而后来担任了英国驻日本的最高外交官（当时的外交机构最高为公使级），一直到1864年底离开，升任驻清国公使。1863年，他把在日本的体验，写成了一本《大君的都城》（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大君”原本指君主，在江户时代，主要指德川幕府将军。这本书也被列入了“外国人的日本论名著”。接着就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萨道义的《明治维新亲历记》（1921年），这本书在海内外的评价比较高，虽然实际出版得很晚。萨道义从一名领事馆的翻译生，一直做到驻日本公使，前后在日本待了20年，与一位日本女子武田兼生有两个儿子。他谙熟日文，对日本的理解，可谓相当深，后来又升任驻清国公使，近年他在中国再度受到关注，有关于他的专著和长篇论文的发表。在公务之外，他一生喜爱旅行、阅读和写作，大概是这一时期西方了解东亚的第一人。

三、 《一个英国人眼中的明治维新》的视角和视线

现在重点讨论一下亨利·戴尔的《一个英国人眼中的明治维新》。原书名的Dai Nippon: The Britain of the East，可以直译为“大日本：东方的不列颠”或“东方的大英帝国”。与上述几本英国人写的有关日本的书非常不同的一点是，作者戴尔不是外交官，而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人员，他在日本居住了十余年，实际参与了日本明治维新在教育和工程技术领域的重要活动，实质上创建了日本工部大学校（后来东京大学工学部的前身），他不是一个旁观者，本身就是明治维新的实际推进者，因此他一直生活在日本人的群体中，这使得他能够近距离地接触、了解日本人，切身去感受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巨大变化，进而去了解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并试图推测日本的未来。

他得以到日本，出于一个偶然的机遇。1871年年末，日本派出了一个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正使的、由明治政府高层核心成员组成的庞大的使节团出访美欧，主要目的是想与欧美诸国商议修改此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其时日本维新开始不久，诸事尚未有大的起色，欧美诸国对于日本的要求置之不理。但同时，这个使节团却达成了一个大目标，即对欧美诸国长达近两年的详细考察。此时日本已确立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方针，在美国和英国的考察中，目睹了现代工业和国际贸易造就了美英这两个富强大国的现状，也计划在日本推进现代工业的振兴。但现代制造业需要一批高层次的技术人员，这正是日本所匮乏的。早年曾在英国留学、这时已是使节团副使的伊藤博文等人，便在英国考察的时候，与英国人商议，是否能派出合适的人员，帮助日本筹建一所培养工科人才的学校。年仅24岁的戴尔受到了推荐，在伊藤博文等的安排下，坐船来到了遥远的日本。戴尔后来在日本的最大功绩，便是建立了“工学寮工学校”（后改名工部大学校），出任首任“都检”（实际的校长），与英日合成的团队一起，筚路蓝缕，创建了日本第一所高水准的高等工科学校。请戴尔这样的人来日本工作，在当时非常普遍，在向现代国家迈进的路上，日本才刚刚起步，本国人才严重匮乏，于是就在各个领域内重金聘请了一批欧美诸国的人才发挥核心的作用，称为“お雇い外国人”，就是外国专家吧，戴尔就是其中之一。戴尔是一个聪慧而又勤奋的人，他一边孜孜不倦地在自己专业的领域内耕耘劳作，一边又仔细地观察了解这个陌生的国度。

因此，这本书所论述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产业、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所有重要的领域，且大多都不是皮相的泛泛之论，而是从一个界外人、一个西洋人的视角，相对比较客观地写出了明治时代日本的实相。作者试图从他者的视角，来观察日本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并力图冷彻地探究这场大变革的缘起和未来日本的走向，他写道：“日本的近代化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国家内生的改革动力；其二是国民觉醒的主体意识，即国民已经清楚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以及国家内藏的发展可能。”（中译本P425）这是切中肯綮的见解。

戴尔来自大英帝国，英国自十七世纪以来在全世界的殖民拓展、帝国行径，都被大多数英国国民视为理所当然的。因此，当日本在迈入资本主义的同时，就展现出了以武力为背景向外拓展的帝国主义一面时，戴尔很少表现出质疑和批判。对于日本朝野欲使日本成为东方的大英帝国的野望，他多少也表现出了欣赏的态度，因而在书名中，称日本为“东方的不列颠”。对日本出兵台湾、发动甲午战争以及策动日俄战争的叙述，多少对日本表现了偏袒的立场。当然，第三者的视线也并未消失，比如日本策动对朝鲜明成王后（日文称为“闵妃”，本书的译文也沿用闵妃一词）的残杀事件，该书虽着墨不多，但叙述比较客观，与这一时期日本自身的说法不同。

当然，所谓的客观性，最终都是相对的。戴尔在日本居住了十余年，日久生情，从内心对日本滋生了好感，难免会有一些溢美之词。但还好，戴尔毕竟是一个技术人员，科学的精神，使他不会太过激情洋溢，遣词造句，也都相当节制。这本书，若与萨道义的书一起阅读，也许更为有益。

四、 日本：作为解读对象的意义

近日，复旦大学的王升远教授发表了一篇《表述日本的姿态与阅读日本的心态》，很有意思。对于我们试图阅读和理解的对象（包括自身），似乎都要摈弃过分放大和模糊忽视的描述法。对象的每一部分都是真实的，但局部的真实未必是对象的全部。有时，我们要用“复眼”（这似乎是一个日文词语）的多重视角来对对象进行动态式的扫视，并且力图捕捉和把握其内在关联和生成的逻辑，庶几可以得到较为真实的貌相。

这里，想举出另一个西洋人，比戴尔晚了十多年（1890年）来到日本，且娶了日本妻子、在日本多地居住、最终卒于日本的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 1850-1904，日文名小泉八云），是明治时代对日本著述最多的一个西洋人，他描述日本的美文，在近一百年中，一直被收录在不同的日本《国语》课本中。父母分别是苏格兰军官和希腊女子的他，在英法两国长大，后来移居美国二十年，生性喜欢探幽猎奇，对于西洋的机械文明，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厌恶和反感，从多种西洋人描写日本的读物中，对这个遥远的、异样的、似乎尚未受到西洋机械文明玷污的国度，萌发了强烈的好奇心，于是1890年4月在横滨登陆，探访各种神社寺院，搜集各种怪谈传说，企图从民俗学、志异故事中去探究神秘的日本。尽管他几乎不懂日文，好像一生都无法研读各种日文文献，但还是出版了《心》《佛土的落穗》《异国风物和回想》《鬼灵的日本》《日本杂记》《日本：一个试论》等近十本有关日本的专著，以亲身的体验和奇幻诡谲、流利华美的文笔，迷倒了一大批西洋的读者（1930年前后，他的著作在中国也出了几种中译本）。但是，1930年代以后，日本频频策动九一八事变、八一三上海事变、攻入南京后的残暴屠杀，乃至后来偷袭珍珠港等等一系列的诓骗、霸道、跋扈的武暴行径，使得美国人感到，日本人完全没有像赫恩所描绘的那么美丽可爱，二战以后，原来曾经那么风靡的赫恩的日本赞美论，几乎完全被唾弃了。如今，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还时时被人提及，一版再版，赫恩的书籍，早已被束之高阁，蒙上了厚厚的尘埃。其实，赫恩的描述，倒不是刻意的虚构和杜撰，只是，他把局部放大了，又抹上了一层迷幻的色彩，以致他所描绘的日本形象，在整体上出现了偏差。

因而，对一个对象，如何阅读，如何表述，很可探测一个人心智的成熟度。就感受力和文笔的表现力而言，赫恩无疑可以列入优秀的行列，但他的心智，似乎还不很成熟。与此相比，戴尔的论述，要真切和冷彻得多。对于我们今天解读明治日本乃至今天的日本，依然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好书。

我们为何要研读有关本国和他国的书？这是为了建立起一个心智成熟的世界观。世界观很重要，它体现的是对他者（同时包含了对自我）的认知和判断，这种认知和判断，无论就个人还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都将在根本上决定或改变其自身的命运。认识日本和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认识我们自己，从而来正确抉择我们自己的航路。

最后想要褒扬的一点是，译者在翻译此书时，无疑付出了相当大的功夫，每一章的后面，都附上了详细的注解，因此，本书最后的翻译完成，是一个研究性的结果，而不只是文字的移译，相信读者对此会有深切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