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革命的过程：17世纪英国君主制的变革

作为企鹅英国史的第六卷，已故知名历史学家马克·凯什岚斯基的《君主制变革：1603—1714年的不列颠》，是一部集中呈现过去半个多世纪英美史学界修正学派对17世纪英国革命史研究成果的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也是一部采用“戏剧的手段描绘本就极具戏剧性的历史事件”（本书前言第Ⅲ页），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大众读物。

马克·凯什岚斯基曾是哈佛大学专攻斯图亚特王朝政治史的杰出学者，他的职业生涯始于20世纪70年代。彼时，在17世纪英国革命史研究领域，历史的辉格解释遭遇持续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解释也在失去生命力。代之而起的是“修正学派”，其主张从不列颠群岛视角研究17世纪革命，强调革命进程中的偶然因素，以及宗教分歧、具体人物与外因的重要性，有意展示历史变革中动机和结果的不一致。马克·凯什岚斯基迎上这股史学潮流，成为修正学派有关英国革命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全书正文共分为十三章。第一、二章总体描述了斯图亚特时期不列颠与爱尔兰区域的社会与政治。随后，作者并没有按照传统的以英格兰为中心的历史分期，将政治进程分为内战、共和、复辟、光荣革命四个阶段。相反，凯什岚斯基有意凸显偶然因素与具体人物的重要性。在第三、四、五章中，作者强调1603年苏格兰国王成为英格兰国王这一偶然事件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王室宠臣白金汉公爵引发的政治风暴，以及查理一世的个性及其统治风格。在随后的六章“叛乱与内战”“内战与革命”“圣徒与士兵”“复辟方案”“为了教会和国王”“新教徒登基”中，凯什岚斯基充分展示了修正学派所看重的历史的过程，使读者感受到过程本身影响着历史走向；与此同时，作者也将发生在苏格兰与爱尔兰的事件融入英格兰政治进程的叙述中，体现了不列颠群岛视角下的危机、战争与革命的复杂性。第十二章“欧洲联盟”则展示了革命起因、进程与结果的外部元素。最后一章“大不列颠”讲述了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格兰的对外扩张与结果，以及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形成的大不列颠王国。

尽管修正学派排斥对革命进行单一归因，但是，在马克·凯什岚斯基笔下，仍然存在某种决定性因素。这便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遗产与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开始统治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个王国，二者的叠加造成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悲剧。宗教改革使英格兰成为圣公会主导的社会，苏格兰则由长老会主导，爱尔兰大体上是天主教占主导。每个王国内部还存在其他宗教派别，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不仅影响着每个王国内的政治，还通过同一个王室而与其他两个王国的政治走向紧密挂钩。这意味着，从1603年开始，国王无论推行何种统一的宗教政策，均不能满足三个王国的需要，而当国王“选择多样性时，抱怨的声音就像王室坚持统一性时一样响亮”（本书第61页）。的确，在这个世纪里，宗教问题就像一个“马蜂窝”，没有谁不被蜇。

当然，马克·凯什岚斯基更强调多种因素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其带来了种种始料未及的结果。

可以看到，1641年10月下旬，查理一世已经结束了与苏格兰的战争，他与英格兰长期议会的剧烈冲突也因斯特拉福德伯爵被处死而暂时缓解。但是，11月初传来了爱尔兰天主教徒叛乱的消息，正是这一意外事件导致查理与长期议会迅速对立。议会担忧，一旦让国王以镇压叛乱为由拥有了一支军队，国王可能会将军队对准自己。为此，议会试图剥夺查理的兵权、行政任命权，而国王认为议会开始反叛，双方在互不妥协的情况下，各自招募军队，走向内战。对此，凯什岚斯基总结说，“议员对国王的不信任、对阴谋的偏执，以及对查理意图的妄想，是内战起源的关键因素。”（本书第176页）1649年1月，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是议会进行内战的目的，甚至是其反对的事，“请求饶查理一命的呼声潮水般涌入，其中很多来自议会支持者”，然而，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国王之死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本书第194页）。凯什岚斯基还告诉我们，如果不是詹姆士二世意外得子、詹姆士出乎意料地放弃对抗、玛丽坚持拒绝独自登基以及当时的贵族们找不到其他解决办法，于1688年率兵登陆英格兰的荷兰执政奥伦治·威廉未必会成为英格兰国王，毕竟他“没有怀着成为国王的意图入侵英格兰”（本书第342页）。

除了强调历史过程，本书在对许多问题的解释上也遵循了修正学派的观点，这些观点尽管已在英美史学界流行多年，但对国内读者来说，可能仍是耳目一新。例如，凯什岚斯基从不列颠群岛视野下审视17世纪革命史，使用“三个王国的战争”描述传统上被称为“英格兰内战”的事件。凯什岚斯基也指出推动革命发展的是“清教徒热情的力量”，“绅士宪政主义的力量则阻碍着革命的进展”，因为，对宪政主义者来说，他们“专注于政府”，“革命的问题是一个秩序的问题”（本书第228页）。不过，本书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依然遵循传统观点，其是无法否认的。例如，1688—1689年的非常议会坚持使用“王位空置”这一表述，强调詹姆士二世是“自行退位”的，意在否认革命意图和革命责任，因为“无论退位和空置的提法有多么危险，它远没有废除和叛乱的提法危险”（本书第344页）。此外，作者依然强调克伦威尔的政权缺乏社会基础，其军事统治不受欢迎，以及查理二世的复辟获得了“普通人的真正热情”（本书第268页）。

总之，《君主制变革：1603—1714年的不列颠》是一部充分体现修正学派关于17世纪政治史研究成果的佳作，它将为人们所熟悉的历史事件、主要人物以及重要结果，置于当时千丝万缕、瞬息万变、紧张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分析，并将复杂的历史过程清晰地讲述给读者。读罢本书，我们不难看出凯什岚斯基将本书题为“君主制的变革”的蕴意。政治精英们从一开始追求的仅是限制国王的权力，而非废除君主制，但是其目标不够明确、坚定，也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内战、处死查理一世、克伦威尔军事统治均是始料未及的结果，造成了社会失序，得不到人们的支持，但这些经历让政治精英们明确了政治目标——回到君主制并限制国王的权力。最终，政治精英们在1688年通过拥立威廉与其妻共同成为国王与女王并颁布《权利法案》，实现了君主制的变革。

就中译本而言，本书的出版对于国内更新有关英国革命史的认知大有裨益。不过，笔者在读罢此书后也难免产生一个疑惑：为何将Penguin History of Britain中的Britain翻译为“英国”，而将本卷书名A Monarchy Transformed: Britain 1603-1714中的Britain翻译为“不列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