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现实：伊斯玛依尔·卡达莱寓言中的虚构力量

伊斯玛依尔·卡达莱

2024年7月1日，阿尔巴尼亚文学巨匠伊斯玛依尔·卡达莱的心脏骤停，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下葬。自1990年以来，法国成为他的庇护之地，直到晚年他才回归故土。在阿尔巴尼亚前政治领袖恩维尔·霍查统治时期，他曾坚持创作近30年之久。一方面，自视文学家的恩维尔·霍查对他青睐有加，钦点他为议员；另一方面，他在创作方面和霍查政权玩着猫鼠游戏。在国际上，卡达莱曾是诺贝尔热门人选之一，也是布克国际奖的首届得主。我们可以将卡达莱视作一个嗅觉敏锐的作家，民族与政治是他作品的永恒母题；优美诗意、精妙隐喻，则是其创作立足之本。

小说《破碎的四月》创作于1978年。讲述焦尔古——一位阿尔巴尼亚北部的阿弗什高原山民，依据血债习俗——自中世纪流传至今的古老法典的条款之一，枪杀了家族的仇家，为哥哥报仇血恨。自此，焦尔古生命中的这个四月，被法典分割为两半：前一半受诚信保证期的保护，生活照常；自4月17日的正午开始，仇家将依据同一习俗，有权取他性命。无情的机器将继续运转，碾压贝利沙家族的最后一个男丁——焦尔古的父亲，他将为自己的儿子报仇。

小说《梦宫》创作于1981年，讲述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出身大家族的青年马克-阿莱姆在神秘的梦宫中谋得一职，了解了梦宫的运作制度。另一方面，他那尊贵的库普里利家族，正与梦宫进行着激烈胶着的权力斗争。进入梦宫，正出自马克那作为重臣的舅舅之意。

卡达莱的另一本小说《事故》，创作于2008年，作家采用了更隐秘的创作手法，讲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阿尔巴尼亚。故事围绕着欧洲委员会官员贝斯弗尔特·Y与其年轻情人罗薇娜·St的交通事故，以及匿名调查员对两人死亡的追溯，重构了两人的情爱纠葛。在这段关系的背后，是时局的更迭：20世纪末北约轰炸南联盟、阿尔巴尼亚与南联盟围绕着科索沃的敌对、阿尔巴尼亚内战，而这些无不与贝斯弗尔特——这位在历史上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破碎的四月》仅凭书名，就能勾起人们对艾略特《荒原》的记忆：

“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在死地上

养育出丁香，扰混了

回忆和欲望，用春雨

惊醒迟钝的根。”

这几句诗可被视作《破碎的四月》的注脚。刚刚萌芽的爱情嫩芽，被死亡拦截，则是这部残酷作品的一个重要面向。

沙漏在计时，焦尔古的诚信保证期即将结束，他偶遇了迪阿娜——一位来自首都的上流女子。迪阿娜刚与作家贝西安完婚，黑色丝绒装饰的马车载着他们，来这片充满奇闻的土地度蜜月。在这个血腥四月里，隔着黑色马车的窗玻璃，焦尔古与迪阿娜，在几秒钟的凝视中，一见钟情。卡达莱描写这场爱情的手法堪称卓绝，令人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一句话，不是那句著名的开宗明义：“不可避免，苦杏仁的气味总是让他想起爱情受阻后的命运。”而是那场令爱情烟消云散的回眸：“她看见了他那冰冷的眼睛，青紫色的面庞和因爱情的恐惧而变得僵硬的双唇。” 同样被爱情击中，同样露出呆若木鸡的样子，焦尔古的运气比马尔克斯的这位男主好得多，后者因为费尔明哪·达萨的这一瞥，蹲守了一生，才抱得美人归。而焦尔古，他苍白的脸，深色的眼窝，得到了甜蜜的回应。迪阿娜爱上了他：苍白成为美丽的代名词。当黑色马车绝尘而去，在这破碎的四月中，焦尔古和迪阿娜开始寻找对方。并以悲剧收场。

《破碎的四月》中的爱情只有开端，极易令人共情，因为诸多希望和可能虽夭折了，但依然留有痕迹。与此相反，《事故》中的爱情拖着苟延残喘的躯体，几乎令读者疲惫，因为它已过赏味期，死而复生，正如熟透了的果子散发着并不可口的味道。卡达莱以俄耳甫斯和他那坠入冥界的爱人欧律狄刻来代称两位主人公：贝斯弗尔特·Y与罗薇娜·St。人物之间那种介于活与死、且执着到底的状态，正是以这位古希腊神话人物及其爱人的故事为原型。在文本现实和人物幻觉中，罗薇娜不断变化着形态：一个美丽的女人、浴室中的大理石裸女、神秘的人偶。同时，文中多次重复的石膏、白到令人惧怕的肌肤，都是从此原型中发挥出来的。同时，作家还动用了《堂吉柯德》作为文本副本，以嵌套分层（miss en abyme）的手法来明晰化文本现实。

卡达莱的主人公们常有着纤弱敏感的神经，如哈姆雷特般踟蹰犹豫，也正是如此，他的主人公们必然需要一个情感联结的对象。当然，这种联结不一定非得是爱情。《梦宫》中没有爱情的一席之地，主人公马克-阿莱姆将家族的特立独行者——库特视为精神偶像。这位小舅有着“一头金发，淡颜色的眼睛，蓄着浅红色的胡子”，被视为家族的野玫瑰，有着自由的灵魂、深厚的学识、犀利的见解。可以说，他是阴霾中的一抹光亮。

卡达莱书写的是寓言故事。三本小说皆以200多页就道尽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生活、民俗、灾难。他笔下的情感，自然也具备纵深感和言外之意。作家笔下人物情感的隐喻力量，从何探测和确认？这需要从文本中的另一个向度谈起：空间和气候的塑造。

《破碎的四月》中的石楼，打造了无数封闭空间。过了诚信保证期的血债者，可终生躲避于此。石楼窗户很小，没有任何一颗复仇者的子弹可以抵达这里。由于光线晦暗，被庇护者们注定成为半瞎的波吕斐摩斯们。为寻找焦尔古，迪阿娜闯入某一个临近的石楼里。当她出来时，“(……)脸色宛如白布一样白，没有恐惧、痛苦、羞耻的表情，只有忐忑的失神，尤其是眼睛周围显得更加明显”。目睹了血债习俗的受害群体后，迪阿娜失去了魂魄。这是一个不小的戏剧高潮，也是迪阿娜情感巨变的仪式：她的爱情沉淀为一种痛心的怜悯，从焦尔古身上扩大到所有血债者身上。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焦尔古化为民众的缩影，迪阿娜则充当拯救者，但失败而归、失魂落魄。正如马尔克斯以南美洲众领袖为主题写下的《族长的秋天》，个体可以是民族的符号，其身体可以是国土的隐喻，卡达莱笔下的这份爱情也有着弦外之音：它是作者对阿尔巴尼亚之爱的投射，充满苦涩。

石楼中半瞎的波吕斐摩斯：这个形象可以用来形容《梦宫》中的马克-阿莱姆。卡达莱在《破碎的四月》中，以留白的笔法勾起读者对石楼的好奇；在《梦宫》中，他反其道而行，花费大量笔墨，塑造一个令人畏惧的复杂空间，其背后隐现的权力深不可测，是一个卡夫卡式的世界。细节描写、情节上的重复，都在讲述梦宫令人焦灼的庞大和讳莫如深。物理空间暗示人物的境遇：马克常迷失在这个建筑内的繁复走廊中，正如他不知自己是这场权力斗争中的棋子。梦宫以库特为突破口，试图击败库普里利家族，而家族则以抛弃这位成员为代价，换取马克的高升。毫不夸张地说，库特的死，标志着马克的灵魂之死。在他认清自身宿命后，就化为梦宫的一部分。而作为文学意象的花——库特的野玫瑰也好，马克的杏花也罢，都是人物生命力的象征，彼此呼应，等待相似的命运：或被碾碎，或被石化。

这两本小说中的空间皆有着冷酷凝固的形态，《事故》中的空间则是零碎的残片，需要读者去拼凑。贝斯弗尔特·Y与罗薇娜之间的爱情没有具体的时空锚地，它们发生在维也纳、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卢森堡等地的酒店中。一方面，这些酒店不具有任何有机社会的价值、无法提供归属感，正如马克·奥热提出的“非场所”（non-place），为人物自身境遇及他们之间的感情增添了不稳定感。另一方面，作家所选择的这些城市，皆和阿尔巴尼亚有着特殊的关系——它们都是国际组织的关键所在地：例如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欧安委员会，从某种程度上参与决定着阿尔巴尼亚命运，特别是在小说描述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两人的关系和空间的互动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一个细节：为了贝斯弗尔特，罗薇娜离开阿尔巴尼亚，来到奥地利格拉茨长久地生活；大多数时候，是贝斯弗尔特根据自身工作便利来决定约会的城市，这意味着罗薇娜是顺从者，甚至是无条件追随者，或许可以这样说：为了贝斯弗尔特，罗薇娜接近西方。这种空间上的指向很难不得出这样一种猜想：贝斯弗尔特是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环境，而罗薇娜则是阿尔巴尼亚本身。在卡达莱模糊不清、散漫抒情的字里行间，我们确实可以捕捉到，人物之间的爱情具有的政治隐喻。

无论是庇护血债者的数千座石楼，还是令人眩晕的庞大梦宫，抑或是欧洲大陆的豪华酒店，都毫无例外地被冰冷荒凉的气候笼罩，成为人物无法抗衡其命运的见证者和冷眼旁观者。卡达莱惯用雾气、雨雪等元素来修饰他的文本空间，甚至太阳都是“枯燥无味”的，干冷的风更是常态。

除了细腻构建的空间之外，悬念的设置也是卡达莱的拿手好戏。在他的作品中，悬念不仅是增添可读性的佐料，更有着令伪装消失的功效。因为，在卡达莱的虚构世界中，现实一开始总是以假面示人，来隐藏自身的血腥残忍。

《破碎的四月》一开篇，便端出“法典”的威严。山民的严格遵守，更是为“这出戏”增添了古希腊悲剧式的宏大感。因此，当作为文化名流的贝西安针对法典的美学侃侃而谈时，似乎并不显得那么可憎。他深入分析“法典”，但并不进行价值判断，他唯一的判断是模棱两可的：“对于它不能问是好还是坏，如同小孩子问事那样。恰似每件庄严的事物，法典是远远凌驾于好或恶之上的。”但，随着卡达莱搬出另一个关键人物——为统治阶级效力的“血的管家”，通过描写他的心理活动，敲碎了法典的庄严外壳，令其露出利益熏心的面目。伪装褪去，阴谋暴露，没有人会不同意医生——法典的反对者，对贝西安的评判：“在死亡中您寻找崇高的主题，为您的艺术寻找美。您没有看见，这是一种杀人的美。”在这部机制运转着的齿轮中，“杀友之仇”成为扩大仇杀面积的关键轮齿，因为依据法典，任何一个敲门求宿的人都可被视作半个上帝的“朋友”。不得不说，法典是经过精巧设计的杀人机器，它最终的目的是收获血债人上缴的“血税”。整套制度是血的商业。

卡达莱擅长构建繁复精密的制度，又会设置契机剥去这层神秘感，揭露现实表皮之下的另一个现实。而人物的命运受到后者的操纵，这份宿命感又和一开始的宏大神秘相融。正是这种互相割裂又融合的特质令卡达莱的书写充满吸引力。正如作家本人所述：“我试图写出糅合宏大悲剧与荒诞叙事的样式”。《梦宫》描画的世界，乍看充满逻辑性：梦宫严格设计层层叠叠的官僚制度，用来采集、筛选、解析民众堪称海量的梦，定期从中挑出“特等梦”献给君主，而这个梦的分量达到足以左右君主的治国政策。制度之严谨，涉及人员之多，花费之大，令人咋舌。不过，制度本身，只是梦宫运行的表皮，在这之下，运作着另一种意图，前者演化为一个兴师动众的幌子，越是兴师动众，幌子的掩护就做得越好，表皮之下涌动的暗流也就越凶险。“特等梦”的产生甚至可以是半途中捏造的产物，它并不一定从指定的链条中产出。

如果说《破碎的四月》建立在真实存在的卡努法典的基础上，聚焦血债条款是影射阿尔巴尼亚人的生存现状；那么《梦宫》虽将时空建立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结合小说创作时间，也很容易被看出影射的是恩维尔·霍查的统治时代。相比前两部作品，卡达莱在《事故》中以一种高度浓缩的方式，关切着故国现状，述说它向西方靠近的过程和一路走来的挣扎。卡达莱的写作无疑是凝重的，但不失狡黠。面具脱落，阴谋露出可怕面目，人物们的心灵在悲哀中枯竭，但保持渴望，迎接自身悲壮命运的到来：

“窗外，什么东西在执著地呼唤着他。最后，他打破习惯，朝前探过身子。透过呼吸留在玻璃上的雾气，他发现自己正驶过中央公园。杏树开花了，他想。他被打动了。往常，看完外面吸引他的东西后，他会立即缩回角落。此刻，他几乎就要这么做了，但他发现自己不能。那里，几步开外，生命正在复苏：更加温暖的云朵、白鹤、爱情——所有这些他都一直视而不见，生怕自己会被它们从梦宫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