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帕特南谈孤独与社会极化；“难堪”的哲学启示

罗伯特·帕特南谈孤独与社会极化

过去几年，孤独感与社会极化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问题。2023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孤独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其著作《独自打保龄》中聚焦于导致美国人在1960年代后社会联系减少的制度、技术和社会变革。这一切导致了他所称的“社会资本”的衰退。美国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在公民和社会机构中的参与减少，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孤独感加剧。

近日，帕特南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谈到，人们在工作场所外集体活动频率明显降低，因此现在我们更需要思考如何降低员工孤独感、应对政治极化以及如何理解人们对雇主的期望，这对于当下的职场具有启发意义。茶水间的闲谈有其价值，在过去，人们花了许多时间与同事、朋友闲聊，他们谈论的是昨晚电视上的体育比赛，或聊聊当地的学校。一部分闲谈是为了娱乐，另一部分则可以被称为“公民讨论”。另一方面，过去美国的工会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工会不仅仅是影响员工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谈判代理人，也是人们聚会的场所。许多保龄球联赛都是基于工会或工作场所，员工们在这些聚会中建立信任，这使得他们愿意在工作场所相互帮助。

然而，上世纪70、80和90年代的老板们施加了更多压力，要求员工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不要闲聊、闲逛。这使得工作场所的焦虑感加重，也对社会凝聚力和社会资本产生负面影响。研究指出，“（老板）让员工多工作，这也许提高了效率”，但另一方面，员工之间的信任感减少了。有人缺勤时，其他人不会主动提供帮助。当员工在茶水间偶然学习到一些东西以后，他们能更有效率。这种学习是横向的，它打破了信息孤岛：例如市场部的员工在和产品开发部的女性交谈时，会学到一些平时无法知道的事情。

时间来到2020年，线上远程办公似乎逐渐取代了线下办公，这可能为公司省去一笔开支。但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意识到茶水间闲聊、来到工作场所线下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对此，有人乐观地认为减少线下办公及通勤的时间，会帮助人们在工作之外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享受闲暇时光。对此，帕特南持悲观看法：人们从工作中节省下的时间，不一定会转化为真实的社交活动（例如去家长会，加入线下俱乐部，邻居联系或带孩子上学等），而是让人们有更多时间盯着屏幕，进行线上活动。而过去几年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也许可以通过互联网交朋友，但线上的联系永远无法替代一个真实的拥抱。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让人们离开屏幕，亲身与其他人建立联系。在《独自保龄球》出版后，人们曾说，我们不再需要保龄球队了，我们已经有了Facebook。但情况并非如此，有些人认为社交媒体百害而无一利，我并不这么认为，但它们并不是解决孤独和社会分化的办法。

帕特南呼吁雇主们重视这一系列现象，认真思考线上工作对员工有什么影响？对公司和更广泛的社会又有什么影响？如果雇主强迫员工线下工作，是否能减少了社会孤立和孤独感？如果员工居家或线上工作，他们是否能够获得更强的社会联系感？值得注意的是，减少孤独感的关键，在于让人们意识到某些活动的乐趣，而非通过说教、罚款或威慑。他以家乡俄亥俄州小镇的一家公司为例，这家公司举办过保龄球联赛、小联盟棒球赛，每年都会举办公司的感恩节火鸡盛宴。这家公司相信，工人之间、工人与公司之间以及与更大社区之间的连接，对他们的产品和生产力是重要的，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使用正向且积极的激励来实现这一点。

此外，在职场内外提升社会凝聚力对减少社会极化也有积极作用。管理层不需要在政治问题上采取特点立场，但可以帮助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之间建立联系，帕特南将这种行为称作“桥接社会资本”（另一种为“黏合社会资本”，即与自己相似的群体建立联系）。而在当下，我们需要更多与不同政治立场的人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们真正想要的是让人们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要求人们能拥有一些共同的、跨越党派限制话题——例如体育。这种链接往往始于一些非政治化的话题：“球队今年表现如何”、“他们应该交易走哪个球员”。一旦建立起“桥接社会资本”的联系，就意味着人们不太可能采取极化的立场，因为他们更加同情那些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并且更愿意妥协，甚至达成一致。

在采访最后，采访者提到了企业的志愿服务和围绕奥运会组织人们参加活动。帕特南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以轻松、富有乐趣的方式让人们共同参与活动，其最终目的是帮助社会消除两极分化。在孤独日益严重的当下，我们必须努力建立社会资本，在新的土壤中植入与过去相同的社区精神和团结感。

“难堪”的哲学启示

人会在什么情景下感到难堪（awkward）？当两个人一起吃饭，却对这顿饭是约会还是工作餐做出不同回答的时候；或者是当一个人知道应该公开同事的性别歧视言论，但碍于情面保持沉默的时候……难堪常常被视为令人不适的个人失败，但在汉密尔顿学院哲学系副教授、《难堪》（Awkwardness，2024）一书作者普拉基亚斯（Alexandra Plakias）看来，更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一种集体性断裂的难堪，因为这样的时刻为我们提供了重写社会剧本的机会。最近，普拉基亚斯在《万古杂志》（Aeon）撰文介绍了这项研究。

普拉基亚斯指出，难堪有时候是有趣而奇特的日常现象，关于难堪的玩笑是当代喜剧的重要内容，但难堪也有着严肃的后果，它会抑制我们行动的能力，即使我们知道应该这么做，它也会提前扼杀关于月经、金钱、更年期、死亡等重要话题的讨论。避免难堪的欲望一种强大的社会抑制机制，阻止人们发声，促使人们遵守有问题的社会和道德规范，不利于道德决策和社会变革。

普拉基亚斯在研究中发现，很多人会给自己贴上“难堪”的标签，电影和流行文化强化了这一群体概念，他们往往被描绘成与社会潮流或规范格格不入的不合时宜者，这种对个人的聚焦暗示着避免难堪的最好方法是保持沉默和顺从：模仿他人，融入其中，不发一语。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误解了难堪。难堪确实是由融入既存社会规范的失败所引起的，但这种失败并不是个人的。难堪的不是“人”，而是“局面”（situations）。难堪的时刻可能让人觉得痛苦和不愉快，但不会令人感到尴尬或是感到羞耻。“难堪”和“尴尬”（embarrassment）不同，后者发生在人们在社交场合中失态的时候，其独特的面部和身体表达包含着一种道歉的意味，因此，尴尬是一种对社交关系的修复。但难堪不是个人造成的，也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它是一种社会断裂。也就是说，尴尬发生在我们违反了社会规定的脚本时，而难堪则发生在我们没有社会脚本可以遵守的时候，难堪是一种集体的失败。

社会脚本的概念来自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他认为社交互动是一种表演，我们在其中扮演各种角色，当表演失败时，演员会感到丢脸。然而，社交表演的“现场性质”标志着其与戏剧的不同：演员可以记住戏剧脚本，而指导日常互动的社交脚本高度灵活且变化迅速，没有协商或反思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交互动比起剧本化的戏剧演出更像是即兴表演，其成功有赖于愿意在场景中配合表演的搭档。我们用于探索世界的社交提示涵盖了从明确到几乎难以察觉的整个范围，即使是像着装要求、“不收礼物”这样的明确要求也往往存在做出不同解释的空间，而搭档说话方式、凝视时间、物理距离的任何细微不同都可能改变人们对正在发生的互动的理解。难堪就是在不确定性中诞生的，这也解释了其与沉默的关系，因为沉默可以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东西，有时候是默许，有时候则是抗议。

难堪本质上是一种社交迷失。从词源上看，awkward来自中古英语中的awk一词，意为“错误”或“笨拙”，后缀-ward则是“朝向”的意思。能够在社会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带来某种安慰，等级制度和社会排斥令人痛苦，而社交迷失带来的则是与难堪相关的不适。但仅仅知道社交剧本还不够，还需要真正内化它们，从而在执行的时候显得毫不费力。从意大利文化中的“云淡风轻（sprezzatura）”，法国文化中的“漫不经心”（nonchalance），到中国文化中的“无为”，都是对说话做事时显得毫不费力的推崇，而这正是“难堪”被用于区分自己人和外来者的一种方式。

在普拉基亚斯看来，“难堪”这个标签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无害，它含糊其辞，掩盖的东西比揭示的更多。当你将一个人描述为“难堪的”，可能会将你自己感受到的难堪投射到对方的身上，而这是一个可悲的谬误。例如对方是一个坐轮椅的人，你感到难堪是因为此前很少有跟坐轮椅的人打交道的经验，因此担心说错话，不知道跟对方说话时应该站立还是半蹲，在这种情况下使用难堪一词就可能将使你不适的责任推到对方身上，你也就不太可能付出努力去了解什么样的安排会让对方感到舒服，甚至很可能会在之后减少跟对方的互动。

维持公众的舒适往往意味着某些群体的“配合”。由于“难堪”常常令人退避，那些被认为引发了难堪的人就面临着被排斥的风险。改变社会规范和礼仪并不容易，并且可能代价高昂。因此，那些让现状的不足暴露出来的人就会被视为威胁。例如在一个男员工习惯在晚餐后带顾客去脱衣舞俱乐部或是在会议上讲色情笑话的部门里，女同事的在场可能会让场面变得难堪。这些男员工可以选择理解这种工作习惯和职场规范之间的冲突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并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调整。但在很多时候，人们会将这种难堪归咎于女同事的在场。

在许多社交互动中，人们不曾说出的愿望是所有人都已经知道如何从容应对。人们往往避免承认社交无知，而少数选择承认的人会让我们感到尴尬，好像他们违反了某种不言而喻的社会规范。这一现象揭示了一种深层次的期望，即社交互动应该毫不费力，而难堪则凸显了社交互动是存在脚本的，它引发的反感表明人们很大程度上不愿意被提醒存在这样的事实，而我们当中的幸运儿可能不会被提醒。就像物理的基础设施一样，也存在社交基础设施，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使用这些基础设施。

普拉基亚斯写道，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努力让社交资源变得更加触手可及。理解难堪的社会起源有助于对其进行重新概念化：与其把它看作个人的失败，不如承认它是集体无知的结果。现有规范并不总是可取的，它们经常不适用于所有人，有时候甚至不适用于任何人。比如现在很多面试都取消了闲聊和补充提问，而是严格按照脚本程式进行，这可能让人觉得难堪，对于那些习惯闲聊的面试官来说尤其如此，但是闲聊可能不公平地扭曲面试过程，它会让那些和面试官们不太相似的候选人们处于不利地位。将难堪视为羞耻或尴尬不仅是一个哲学上的错误，更是一个实践层面的错误，它会让我们错失一个修复社交基础设施的机会。

普拉基亚斯进一步提醒到，需要注意是谁在做修复“难堪”的工作。对于由谁付出努力让他人觉得舒服以及在人们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承担责任的社会期待往往会和性别和社会地位的脚本发生交叉。女性通常被要求负责管理他人的情绪，并被期望和他人融洽相处，这种“情感劳动”也包括修复令人难堪的社交互动。不用担心别人觉得不舒服是一种特权。

文章最后总结到，虽然几乎每个人都会有难堪的时刻，但我们中的一些人会比其他人有更多这样的时刻。有的难堪时刻很重要，我们需要拥有谈论悲伤、骚扰和种族问题的社交脚本，否则与难堪相关联的沉默会抹去人们经历中的重要部分。“难堪”提醒我们，社交规范处在建设之中。在生活的戏剧中，我们不必止步于做演员，我们也可以成为编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担这项工作，每个人的贡献也很难得到同等的认可。但是对于有意愿和能力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来说，在发现当前的社交剧本不起作用的难堪时刻，就可以开始着手编写一个更好的剧本。